为了适应“共理天下”的需要,唐初君臣们还十分强调同心同德的重要意义。贞观前夕,魏徵指出: “圣哲施化,上下同心。”尔后,他又多次陈述: “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五年对大臣们说: “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这里,唐太宗把“极言无隐”看成“协力同心”的表现。因此,谏诤之盛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房玄龄毕生佐命匡弼,临终前夕还是念念不忘直言切谏。杜如晦“共掌朝政”,功绩卓越,病故后,唐太宗表彰他“同心辅朕”, “君臣义重。”王珪则以激浊扬清而闻名,太宗赞叹说: “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至于魏徵更是谏臣的楷模,太宗对他说: “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总之,君臣上下,齐心一致,群策群力,各种问题处理妥当,各种矛盾获得协调,这就为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唐朝著名诗人元稹在《长庆集论》中指出: “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太宗)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的确,唐初“天下大治”的实现,君臣“协力同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上下离心离德,君臣彼此相疑,太宗闭目塞听,群僚万马齐喑,那就只能“大治”无缘,覆亡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