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共理天下”的需要，唐初君臣们还十分强调同心同德的重要意义。贞观前夕，魏徵指出： “圣哲施化，上下同心。”尔后，他又多次陈述： “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五年对大臣们说： “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这里，唐太宗把“极言无隐”看成“协力同心”的表现。因此，谏诤之盛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房玄龄毕生佐命匡弼，临终前夕还是念念不忘直言切谏。杜如晦“共掌朝政”,功绩卓越，病故后，唐太宗表彰他“同心辅朕”, “君臣义重。”王珪则以激浊扬清而闻名，太宗赞叹说： “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至于魏徵更是谏臣的楷模，太宗对他说： “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总之，君臣上下，齐心一致，群策群力，各种问题处理妥当，各种矛盾获得协调，这就为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唐朝著名诗人元稹在《长庆集论》中指出： “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太宗)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的确，唐初“天下大治”的实现，君臣“协力同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上下离心离德，君臣彼此相疑，太宗闭目塞听，群僚万马齐喑，那就只能“大治”无缘，覆亡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