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写“相斫书”：阶级史观的引入
农民起义题材重写型小说的大量涌现的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候，这些小说也鲜明地体现了重写史乘的小说迥异于前文本的认知模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有了新的认知模式，才为重新看待前文本提供了新的眼光，从而为具有新命意的重写提供了可能，也就催生了对史乘的重写。在传统史观中，农民运动往往是造反、叛乱、骚动，是以下犯上；当阶级观念在中国史学界得到认可的时候，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其反抗统治阶级的行为就具有了革命的正义性，从而成为“起义”。可以说，阶级斗争的史观为重写农民运动提供了和传统史观不一样的认知模式。
在重写史乘的小说中，描绘大泽乡起义的就有五篇，这个数目可不少。1929年孟超写了《陈涉吴广》，后来他又重写为《戍卒之变》，1930年茅盾《大泽乡》发表在《小说月报》上，1937年宋云彬有《夥涉为王》，1948年廖沫沙则以《陈胜起义》为题再次重写。此外，1935年天马书店出版了刘圣旦的小说集《发掘》，其中重写历史上农民暴动的就有三篇。在这些重写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小说中鲜明的阶级意识。
“阶级的发现”当然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是以社会学说（主要是史学观念）被接受的。和中国神话学这种在西风吹拂下建立起来的学科不同，史学是中国固有的学问。梁启超在其具有非凡意义的《新史学》一文中首先申明：“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钱穆《国史大纲》起首则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历史学家记载的往往是上层政治势力的斗争、帝王英雄的家谱，梁启超称之为“相斫书”：“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