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原因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国内外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枪林弹雨中，在形势复杂的政治斗争、军事战争中依然废寝忘食、博览群书、精深研究，不仅反复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且还广泛搜集、涉猎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卢梭、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人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和读书笔记；同时他那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观念和语言驾轻就熟地运用的天才般的能力和水平，所有这一切都为他准备、提供和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前提、理论资料和语言资源。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事伟大的哲学创造、创制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中国化？如何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供一个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的一个急迫的、根本性的课题。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关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才反复强调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毛泽东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8]，把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为“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9] 毛泽东深刻反思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终于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正确道路，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哲学论证，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与相对之相互关系问题，是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重要的、著名的哲学论断，并以极其鲜明、科学严谨的理论态度和哲学语调，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0]，从而在哲学上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核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同时也为我们从哲学上、理论上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历程和历史飞跃，提供了一个依然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