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逐渐正常的社会，依然会有些不正常的话题，穷和富就是一个。忧心贫富差距过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穷人和富人变成了道德上的两极，穷人说不得不好，富人说不得好，茅于轼先生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孙立平先生提到，穷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堕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马蜂窝。
一些人担心穷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个古老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均贫富”。提到“均贫富”，无论担心还是欢呼的，都觉得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具有正当性的，因为这是穷人立场上的话。
不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期性的“均贫富”的历史，但那多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更多呈现的是它的常态，大家安稳和比较安稳地过日子，发家致富。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法，其实只适用在贵族之间政策调试，不能拿来推而广之。在这个阶段，大家大体上都能和平相处，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经富的大户，基本上都能过上踏实的日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辛苦一场，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大概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国人这样强烈的求富意识。即使在所谓的非常态社会，也是因为政治出了大问题，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维持生活，大部分人无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乱。而在混乱中，“均贫富”成为某些势力动员群众的口号，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实，凡是打着“均贫富”旗帜的农民起事者，财富最后都均到首领那里去了，最贫弱的百姓只有化为白骨、填沟的资格。所以，“均贫富”只是穷人中的少数强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