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严肃的例子，在警方审问中，用拷打是否总是正当的。一位警官可能决心把从不用拷打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而且我赞成这么做。然而，这不是因为我认为出现下面各种情形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这些情形中，通过一种像我现在所能接受的那种道德推理（类似于后来在书中所概括的那种），我会使自己确信，应当使用拷打。实际上很容易想象到这种情形：例如，假设一个残酷成性的细菌学家生产并传播了一种传染性的病菌，这将导致世界人口的大部分死于一种痛苦的疾病；而且只有他知道对这种疾病的治愈方法。如果警察拷打他，使他交出这一方法，我当然不应谴责警察。但当我说，我同意一位警察把不使用拷打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而接受时，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它在所能想出的那种异想天开的事例中是合法的；我的意思是，尽管一套完全天衣无缝的道德原则，涵盖了所有逻辑上可能的情况（如果有这样的事的话，也不可能）会包含一个条款，允许在这种情形下例外，但在实践中，一位警官（无论多么明智机敏）也不大可能作道德思考，这种思考对于把这种情形同其他情形区分开来是必要的，在那些表面上与这种情形相似的其他情形中，禁止拷打这一原则应得到坚守；而且对他来说，试一下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这类拷打有时得到践行的情况下，要清楚地思考这一情形的各方面是极端困难的。此外，在各种实际上发生的情形中——正如与那些在逻辑上可能的情形相比而言的那样——看到这类事发生，我坚持认为，这种暗藏的罪恶对社会的影响不利，总是使与之相关的善失去平衡，即使最重要的考虑，受害者的痛苦也会被毫无理由地置之不理。因此，我毫不犹豫地说，无论形势多么危急，警官们也应把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甚至绝不考虑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