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衮发现自己掉书袋比不过崔祐甫,赶紧转移方向:“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与寻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礼,于心何忍,于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发出冷笑:“常大人坚持这么说,将置先帝遗诏于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犹能随便改动,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
常衮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没有人臣之礼。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责常衮肆意曲解遗诏。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顿时吵得不可开交。
新君李适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大为不悦,随即宣布会议解散。
常衮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单纯的礼法之争吗?
如果你这么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爆发程度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权力之争。换句话说,所谓的祖宗礼法,往往只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
常衮和崔祐甫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说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后的变迁。
玄宗时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而在初唐时期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右仆射,此时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拿来加授给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到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进一步将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原为正三品),从此这两个职衔就彻底变成了虚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