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第二类情形中，对于“我为什么应如此这般地去做”的回答，就不是“因为我希望这样”，而是“因为这将使一些人高兴”或“因为这是你的职责”。这里，所予的行为理由是否就是履行此行为的充足理由，与是谁说的甚或是否说了都毫无关系。而且，这里所要考虑的东西也不依赖于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这类诉求预设了非个人标准的存在，亦即与说者和听者的爱好、态度都无关的公正、慷慨或义务等标准的存在。因此，言说的语境与表达个人爱好和欲望时不可或缺的说服力之间的特殊联系，在道德以及其他评价性言说那里被割裂开来了。
当代道德言说与论辩的这第二个特征与其第一个特征放在一起时，就透露出当代道德分歧中所弥漫的自相矛盾的气息。因为，假如我们仅注意第一个特征，注意那首先呈现出来的论辩迅速陷入无法论证的分歧的方式，便可以得出结论说，诸如此类的当代分歧无非是些敌对的意志的冲突罢了，而每一意志都是由其自身的一系列武断选择所决定的。但这第二个特征，亦即对那些词汇——它们在我们语言中独特的功能就是体现了对于客观标准的诉求——的运用，却有着别样的含义。因为，即使论辩的表面现象只是一个假面具，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这是假面具？”它对于合理的论辩——这种合理的论辩是如此重要以致卷入道德冲突的人们都以为它是近乎普遍的现象——又意味着什么？这不就意味着我们文化中道德论辩的实践至少表达了我们对于道德生活领域的合理化的渴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