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威看来，专家们缺乏社会责任感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把事实和价值分离开来，坚持科学研究仅仅是对事实的收集和分析，而对其社会后果和应用无动于衷。在1931年的一次记者访谈中，杜威说道：“这个国家需要专家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服务。但是，在经济问题上，在市政和国家问题上，人们容易发现大部分工作本质上是一堆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就其自身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除非学者有能力将这些数字应用到社会问题上，否则它们便于事无补。有必要去解释它们。我不会因此而指责专家。在将他们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应用到环境方面缺乏能力，不是他们的错。该责备的是他们在学校和学院中受到的训练。当前社会科学已经收集了太多事实却未能运用。”③
在《知识的世界最高法庭》(1937)一文中，杜威再次指出：“很多科学工作者不习惯于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他们专业以外的问题。当它涉及人类利益的重要领域，他们特别喜欢保留和回到当他们年轻和敏感时期所吸收的观念和信仰。总之，他们从不批判地审查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科学工作者应该对自己进行再教育。他应该意识到他对更大范围内的人类事务的责任，他应具有一种观念，即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它们之中。”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