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笔者见到了张光的哥哥张细。张细已年近古稀，但交谈起来，你能发现他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语明了且没有一丝晦涩，也许这正是东莞人大度豁达的性格所显露的印记。那天，张细向我们敞开心扉，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讲起了那一段并不轻松的往事——
我是1938年出生的。5岁那年，我父母双双离开了我们。之前我父亲一直生病，病了18年，我母亲生我小弟弟张光时，坐月子喝了一杯豆浆，很快就病死了，父亲一伤心也跟着去了。父母死后，我们家的家产被亲戚给搬走了，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
我上面有哥哥姐姐，哥哥1949年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952年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这样，当兵、读书都跟我们无缘了。没有出路，只好跑。
1962年，听说香港有十来天放开海关的大门，当时我大弟弟刚读完初中，我给他做了一些干粮，让他先走。我大弟弟很顺利就逃到了香港，他一到香港就写信回来，说解放军还告诉他们怎么走，从什么地方去香港。那批到香港的人来信后，我们这儿跑的人更多了。5月18日那天是大批大批的。其实那时香港也非常需要大批劳动力。没有偷渡工，香港根本兴旺不起来。接到大弟弟的信后，我一看挺顺利，所以赶紧让在虎门中学读书的小弟弟张光和我姐也走。本来我想等他们走后我也过去的，不料稍一耽搁，海关的大门很快就关上了，那次我就没去成。现在回想起来，1962年没去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因为他们走后不久，“文革”就来了，整整10年的“文革”，我吃尽了苦头。假如那时候我也出去的话就不用受这10年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