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商榷》100卷。作者对书名做了这样的解释：“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70]这是作者关于此书书名和内容的说明。王鸣盛又论其对前人所著史书的看法及其考史原则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予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总的来看，考证史家所记典制、事迹之“实”，是其主要宗旨，而法戒、褒贬、议论则非其所重。他的这些看法，有精辟之处，即追求史事之真实。这正如比他晚得多的德国史家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说的那样：“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标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71]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前者主要是考证，后者主要是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