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伯夫以在文学批评中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感自豪。这正是孔德实证主义的传统。诚如孔德强调实证，强调把握确切的事实，只问是什么，而不必追根究底去问为什么，圣伯夫提出文学批评的使命，也就是发掘和研究有关作家和文学史的确切的、实证的事实，像采集植物标本那样，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搜寻实例，以揭示那隐而不现的创造之源。为此他声称要写出文学的"自然史"来，这个自然史在圣伯夫看来便是作家生平的历史，包括作家的遗传、体质、环境、早年教育和重要经历。《新星期一丛谈》中他曾有一段有名的话，阐述了作家的传记生平应予关注的内容：
不去考察人，就很难评价作品，这就像要考察树，必要考察果实一样。关于作家，必须去涉及似乎是他的作品研究全不相干的一系列问题。如他如何看待家教，自然对他发生过什么影响？他在女性面前表现如何？他是贫是富？生活方式如何？他的主要缺点或弱点又是什么？每一答案，都和评价一本书或它的作者分不开的。[1]
这些问题或者是过于琐碎了些，但圣伯夫希望这些琐细的材料能够最后形成一个具体的形象，所以他自称为心灵上面的自然主义者，立志解剖作者心灵背后的道德文章。如根据比利时讲学写成的《夏多布里昂和他的文学团体》，就多次揭露了夏多布里昂的做作。而收入《当代人物肖像》的书评《论〈绝对之探求〉》，在充分肯定巴尔扎克这部新作的同时，又暗嘲巴尔扎克是投妇女之好，影射巴尔扎克好色，为此引得巴尔扎克对他作为17世纪法国社会、思想和文学综合史的代表作《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也狠劲讥嘲了一通。但圣伯夫以作家传记来替代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贬责一流作家，拔高二三流作家的弊病，则是人所公认的。另外，他把文学现象当作作家性格、气质和心理等因素的反映，又明显不同于史达尔夫人从社会条件去考察文学的做法，虽然两人都讲究"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