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白先生耳目相当长，人事也相当宽，在社会上混了这些时，也略有经验，便取了个巧，让那一伙受了他鼓吹，而果然不肯妥协，必要坚持到底的几家人先搬了去，自己还在徘徊之时，便已得到消息了，疏散房子简直不可住：草顶盖得太稀，漏雨；地基潮湿；顶不好的是交通不便，和左右人家窎得太远；小偷太多，连不值钱的破竹椅都要；做小生意做小手艺的人家全没有活路做了。大家受不了政府的“恩惠”，要搬回来，但是何尝可能呢?第一，城门口的宪军警已在执行命令，除了阔人家的沙发钢丝床等等上等家具外，一概只准搬出，不准搬进；第二，老寡妇已喊出了：搬回来的，仍然当作新佃户，除原加的百分之三百外，再加总数的百分之百。
白先生气炸了，很想到警察局去告她，说她借房居奇，激刺物价。但是又自行取消了，知道警察局断不会单为他一个人出气的。然则真个另找廉价房子搬家罢？也不行，只要能蔽风雨的房子，都贵了。倒有许多主人疏散下乡，而空着的高房大屋，但多不肯出租，甚至连借也不肯，说是他的房子好，家具好，租借给人，不免被人糟蹋，而自家还要常常回城居住，宁可花钱费米用些人来看守。可能出租的，又早被一般从沦陷地方逃到大后方的人士抢租了去，只有再向这伙人手上分租，一间房子的租金，又每每比他承租全院的总额还高，而且外来的人们都有帮口，说四川土话的穷朋友是不容易挤进去的。空下来的学校也被新兴的机关，或竟是新兴的学校住满。倒是疏散出去的本校，可以腾挪个一间半间，然而白知时起初为了友谊，为了教书的历史，不能不在甲校就一个专聘，在乙校就半个专聘，而在丙校、丁校还得应酬几个钟头，后来则是为了实际的生活起见，更不能依照官方的无情规定，只接一个学校的聘书，而所教的几个学校，又分处在南门外、西门外，还有一个在东门外的，两校相距每每二十几里，算来，现住之处，还像是中心，起码也可省去一多半的时间和脚力。末了，还有一法，也是在民国二十九年秋，老婆死了不久，法币才打了四折时，一个颇有眼光的朋友劝过他的那办法，即是趁房子尚便宜时，在少城买一院，或在西南门之间的菜园土买两亩，不求考究的自己修一院。可是那时又未思虑及此，十几年口讲手画辛苦积来的三千多块硬大洋，在早存在一家有信用的私家银行，按月支息四十元，贴补家缴之余，还可以时时寄一笔整数回江油去赠送那个守寡的胞妹，也即是黄敬旃的母亲。到二十九年，法币的折扣快打到五折，他已忧虑起来，不知道这实值一千六七百元的存款，将如何处理；恰好老婆因流产出血不止而亡，便借了伉俪情深为题，棺殓等略为奢侈了一下，于是存款实值，便只有八百多元。要买房，要修屋，除非找关系向政府借一笔疏建款子；本来是可能的，那位朋友也这样劝过他，但我们的白先生却翻着韵本凑悼亡诗去了，而借口说疏建款子是限定修建疏散住宅，“我骗来在城内买，城内修，不但良心说不过去，倘政府真个派人调查出来，岂不还犯了法？还有一层，便是轰炸业已开始，知道未来局面怎样，有远虑的人还正在拼命卖房子。别人打的是捡两文算两文的踏实主意，而我乃反而朝牛角里钻，岂非不智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