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68]
从史学批评的理论来看,这段话是很重要的。一是范晔首次提出了“评论”这个范畴。联系上下文来看,他说的“评论”指的就是历史评论。二是范晔认真研究和比较了前人的史论,认为班固虽然“最有高名”,实则“于理近无所得”,而对于贾谊《过秦论》则甚为仰慕。三是他对于自己所撰的史论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杂传论和类传论,甚至不比《过秦论》减色,更无愧于《汉书》的后赞。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史论提出了“精意深旨”、“笔势纵放”两条标准,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后者指史家的文采。二者结合,才能称得上是杰出的史论。四是他认为史家“因事就卷内发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即对历史作出恰当评价的作用。这一认识,反映出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