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价值观大相径庭，那或许是因为它们反映并促成了不同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天才或伟人的概念（如贝多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其基础是“在西方观念中，人是一个有边界的、独一无二的、多少是完整统一且主动积极的、有感知的体系”。这正是19世纪观念中的“自我”：自洽、统一、不受制于他人、忠于自我（在此可以联系到本真性的经典观念）。这段引文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他认为这是“一种在全世界的文化语境中相当独特的观念”。当然，它并不符合当下观念中我们所塑造或是操演的（也包括音乐中所表演的）“自我”。根据我们身处何方、与何人为伍，当下观念中的“自我”会随之变化，“自我”存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也通过这种关系而存在。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流动的自我感，形成了曾经的“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的一部分（“后现代状况”这个词如今已不再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