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价值观大相径庭,那或许是因为它们反映并促成了不同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天才或伟人的概念(如贝多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其基础是“在西方观念中,人是一个有边界的、独一无二的、多少是完整统一且主动积极的、有感知的体系”。这正是19世纪观念中的“自我”:自洽、统一、不受制于他人、忠于自我(在此可以联系到本真性的经典观念)。这段引文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他认为这是“一种在全世界的文化语境中相当独特的观念”。当然,它并不符合当下观念中我们所塑造或是操演的(也包括音乐中所表演的)“自我”。根据我们身处何方、与何人为伍,当下观念中的“自我”会随之变化,“自我”存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也通过这种关系而存在。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流动的自我感,形成了曾经的“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的一部分(“后现代状况”这个词如今已不再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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