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聂赫留朵夫不想和他谈了。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我们一定得再见见面才成,”他补充一句,叹了口气,“不过你什么时候在家?至于我,每天下午七点钟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在家。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出他的门牌号数。“我们多少年没有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原来很亲密很要好的朋友,这次简短的谈话之后,突然变得即使不是敌意的话,也已经是陌生、隔膜而且难以理解了。
二十三
谢列宁做大学生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当时谢列宁是个优秀子弟,忠实的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异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读得很好,所写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没有其他途径,只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公务活动做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可是,尽管他极其准确而勤恳地完成要求他做的所有事情,却无法从这一职务中得到做一个有益的人的满足,也无法在自己的心里引起他是在做他应当做的事的感觉。这种不满足的心理,由于他和非常庸俗而虚荣的顶头上司经常发生冲突,变得越来越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