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词还有一则颇为戏剧化的故事，宋代张舜民的《画墁录》中记载，柳永曾因作《醉蓬莱》词而得罪了宋仁宗，故一直得不到提升，于是他只好去求见当时的宰相、同时也是词人的晏殊，晏殊故意问他是否作曲子（即填词），柳永却回答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也写词，为何却能做宰相，自己却因填词而沉沦下僚，恐怕当时柳永有些不服气吧。晏殊当即道：“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永遂只得告退。这说明在当时上层的文人士大夫眼中，柳永的这一类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是典型的俗词。但实际上，它们正是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理想，唐宋以来，随着都市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的人生追求、道德理想与上层文人都不甚相同。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不可能进入官僚体制和政治层面，故此转而追求现世的幸福。功名仕途，经邦济国，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青春年少，才子佳人，男欢女爱，才是现实的，也是最宝贵的。此种理想与愿望在晏殊这样的上层文人看来，自然显得俗不可耐。而从时代发展来看，柳永的这类未能免俗的词篇中却有着一些不俗的思想底蕴。浓艳的词笔，口语化的字句，真挚而发露的情思，将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这也正是柳词“以俗为美”的特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