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聂赫留朵夫不想和他谈了。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我们一定得再见见面才成，”他补充一句，叹了口气，“不过你什么时候在家？至于我，每天下午七点钟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在家。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出他的门牌号数。“我们多少年没有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原来很亲密很要好的朋友，这次简短的谈话之后，突然变得即使不是敌意的话，也已经是陌生、隔膜而且难以理解了。
二十三
谢列宁做大学生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当时谢列宁是个优秀子弟，忠实的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异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读得很好，所写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没有其他途径，只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公务活动做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可是，尽管他极其准确而勤恳地完成要求他做的所有事情，却无法从这一职务中得到做一个有益的人的满足，也无法在自己的心里引起他是在做他应当做的事的感觉。这种不满足的心理，由于他和非常庸俗而虚荣的顶头上司经常发生冲突，变得越来越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