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现象，那些短期到中国的英国人，对中国实情一无所知，地方小吏对之可以掩饰；至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呢，竟与中国贪污官吏集团同流合污，久处鲍鱼之肆，腐臭顿成妙味，其贪财好货，甚至超过中国人。
中山先生指出，中国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前三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对于国势不振，它们是次要原因；中国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系统的贪污，它也正是产生前三种灾难的原因（参见全集，一卷，87～89）。
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原因，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成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懒惰和无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判断比胡适之辈不知高明多少万倍。
早期最得力幕僚——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
中山先生虽以幕僚面目走向社会，却终因社会情绪大为不堪，腐败弥漫，荆榛满目，至难进行。先生感慨风云，悲愤时局，乃毅然变更途辙，挺天纵之大圣，而为有史以来中国民主革命之精神领袖。逐步地，在先生周围，又聚集起志行坚毅、学问湛博的一批青年幕僚，作为先生的助手，负剑海国，戎马仓皇，孜孜矻矻，推动中国革命，向皇权专制发起了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