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史以为无道之主，然其人初非大恶，特武帝束之大严，《纪》云：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帝每有过，辄加棰朴。尝谓之曰：“古来大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此等如束湿薪之教往往一纵弛即不可收拾。而实未亲正人，又年少无学识，其举动遂多可笑耳。《纪》言其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各随方色。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用宗庙礼器罇彝珪瓒之属以饮食。此等皆孩稚所为耳。
史所谓侈君者，亦有二科：其一惟务行乐，他无所知。一则颇欲有所兴作，厘正制度。然生长深宫，不知世务。所兴所革，皆徒眩耳目，不切实际。非惟无益，反致劳民伤财。二者之诒害或惟均，然原其本心，固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即属于后一类，周宣帝亦其伦也。
《本纪》言帝于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又云：后宫位号，莫能详录，可见其所改之多。变改必不能专于后宫，史不能详记耳。又言其每召侍臣论议，惟欲兴造变革；又云：未尝言及治政，盖意在创制立法，而不重目前之务也。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与公卿旦夕论议，不省狱讼，亦系此等见解。此等人往往阔于事情，然谓其规模不弘远，不可得也。即可见其欲兴作，厘正制度。其所行者，亦不得谓无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