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马克思认为，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化为无，而是以萎缩、浓缩、发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从后思索”就是从现实社会中“透视”以往的客观历史；克罗齐则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活着的人，而且是为了其活着的人的利益去重建死者的生活，不存在“客观历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器”和“显示尺度”，“从后思索”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实践的“格”以及由实践的“格”升华的思维的“格”；克罗齐则认为，过去历史同当代生活的“对流”只是以史学家或哲学家的主观精神为媒介。
最后，马克思认为，“从后思索”是通过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克罗齐则认为，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社会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
克罗齐看到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提出了建构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但它却无力科学地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确认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认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或“摹写”过程，也不存在一个纯粹“自我意识”建构的过程，人们认识历史是以实践为中介的。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作过去历史的延伸和拓展，把实践看作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从而以实践为出发点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这就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